專論》〈無從述說的白色迷障〉──羅毓嘉

針對行政院長陳建仁於今(18)日於行政院會裁定,將5月19日(1949年宣布戒嚴日)這一天訂定為「白色恐怖記憶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表示肯定及歡迎,並相信受難者及其家屬將因此感到欣慰。   圖:潘俊霖/攝(擷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臉書粉專)
針對行政院長陳建仁於今(18)日於行政院會裁定,將5月19日(1949年宣布戒嚴日)這一天訂定為「白色恐怖記憶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表示肯定及歡迎,並相信受難者及其家屬將因此感到欣慰。 圖:潘俊霖/攝(擷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臉書粉專)

[Newtalk新聞] 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正好在於它的不能知曉,無從碰觸,不被記憶,亦未曾被書寫。

而我知道這些,僅僅是因為那些竟然能夠被傳述的部分,靜靜地從黑水之中浮現出來的景象,那些在成長過程當中逐步對我現身出櫃的史料,友朋,與他們所背負的家族史的故事,漸漸與我自身的成長史糾結在一起。​


那是 2002 年,九月吧,我就讀政治大學新聞系的大一時刻。學校有一門傳播學院大一新生都必須修習的課程,「大眾傳播史」。授課的老師是林元輝教授,授課教綱發下來,讓人有點詫異,還以為大眾傳播史要講的是傳播科技的演進,是從文字印刷到電子媒介種種,卻沒意料到,所有的讀本幾乎都圍繞著台灣的黨禁,報禁,以及,在更早一些的那些年代,人們如何可能僅是因為印製傳單、與組成讀書會,就可能被舉報、被構陷、被入罪的「歷史」。

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時候班上有同學問了老師,「這段歷史意味著什麼?」

林元輝老師——我們都喊他「鬍子林」的老師,在我為文的 2024 年此刻已經退休,是政大新聞系的名譽教授了——說,「這就是台灣的大眾傳播史。這些教材,讓你們知道,那段沒有被記錄下來的『歷史』。」老實說,那幾年就讀政治大學的時光,我時常蹺課,但林老師的大眾傳播史,是少數幾堂我幾乎全數到課的課程。而或許老師並沒有說出「白色恐怖」這個詞彙,或許有,只是我忘了,但僅僅因為「思想的不同」就可能入罪的事實,在 2002 年的我,是如此地難以想像。

那樣的想法,是個芽苗一般的存在。從大學到研究所,我陸陸續續想起自己過去不愛談論政治的父親,曾經說過,早已過世的爺爺,每每在人們談論政府的時候,叫大家「別再談了」。又用「隔壁的某某又被警察找去了」作為嚇唬家人的理由。所以不要說。不要談。他們有回來嗎?我不是很確定。父親其實也不很確定。

但爺爺低聲叫父親「閉嘴」的那種壓抑,從父親回想起的記憶裡頭,很沈重。亦很鮮明。有些事情,你不要說就對了。甚至連想都不可以。想也有罪。

蔣介石 1975 年死掉的那時候,母親在台北念師專。

她說,那時候全校都瀰漫著一股慘淡的氣氛,老師要學生哭,她其實不知道為何要哭。但記得整座城市都十分抑鬱,「民族的偉人中華的救星」死了,怎麼快樂得起來?但同時,同學之間卻又隱隱然流動著,彷彿什麼新時代即將展開的氣氛,少年少女之間的耳語,曾經有些人消失的家人自然不會回來了,可至少,至少,那些壓抑著的恐怖是不是不會再繼續加深了⋯⋯

像是一部最恐怖的恐怖電影,你知道那裡有個「什麼東西」。但你看不見。摸不著。無從談論。

無所不在,所以恐怖。


然而記憶是可靠的嗎,當記憶關於那些我們來不及參與的過去,而僅能憑藉著他人的傳述,要自己記得。記憶是——我們都在遭逢空白之處,不斷以自己所相信的版本補述它。一個人尚且無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敘述同一事件,更遑論是一件,在我們趕上這個世界出生之前就已發生之事。

關於臺灣,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的近代史已經足夠。

直到 2013 年,我參與了《無法送達的遺書》的口述歷史書寫計畫,所負責的是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燕巢支部案當中,黃溫恭先生的遺族訪談。黃溫恭先生的外孫女張旖容,更是從國家檔案局起出白色恐怖受難者們未被歸還遺書的關鍵人物。在遺書與史料,與黃家人訪談,與真促會所做的先遣訪談之間,歷史殘酷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黃溫恭在燕巢支部案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理念,甚至是他究竟如何——自願,或者非自願——加入了共產黨,終無人能夠完整確知了。

恐怖之所以是白色的,就在於它的不能知曉,無從碰觸,不被記憶,亦未曾被書寫。

在《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之後,我和黃溫恭的外孫女張旖容在台北、在倫敦見了幾次面,參加了她的婚禮,看著她的兒子一年年長大,她還開始書寫了自己所能探索、發現的那段不被記得的家族史⋯⋯因緣際會,書籍出版之後,收到一則陌生來信,表明自己是另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慶先生的外孫女,她說,「關於外公的所有記憶,對我們家來說一直是很私密的經驗,謝謝你寫出來。」

我回了信,信末我說,「謝謝你跟我分享你家庭的私密的記憶。」


而從「私密」的受難者遺族經驗,到能夠有更多的記憶被書寫出來,這當中所橫跨的年代與時間,我們又錯過了多少可以「記得」的事件?

十多年前吧,我曾經有個約會的對象,我們在沙發上窩著,看到電視文史節目報導白色恐怖一段時,淡淡地說,「我的爺爺在那時候消失了。」那時我並不確知那是什麼意思。後來回想起來,那就是他對我「出櫃」坦承自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族的瞬間了,而那時,我並不知道。

記憶都是這樣,一塊一塊拼湊起來,一件一件,從那白色的粉塵一般的恐怖當中,浮現出來的東西。

我從 2002 年第一次意識到「白色恐怖」存在,到 2024 年的現在,台灣還有許許多多關於白色恐怖的記憶仍等待被拼湊出來。而 2023 年,白色恐怖受難者陳列先生,以白色恐怖回憶散文集《殘骸書》獲得台灣文學金典大獎,他在後記裡頭說,「其實,我要的只是內心的平靜。」這些,那些,個人的,社會的,傷害的,被國家殺害的,被掩蓋被埋藏的,無論政府多麼致力於不讓人民知道掩蓋的真相,發生過的事情,就是發生了。

事情並不會因為不被承認、不被討論,就不曾發生。雲煙消逝尚且意味著曾有雲氣煙塵積聚於此,況且,我們還在記憶它,還在談論它。

就是因為記得了歷史總有些空白之處,我們更得以繼續向前。把島嶼的記憶往下寫。


作者【羅毓嘉】

1985 年生,宜蘭人,政大新聞系、臺大新聞所畢。記者,詩人。著有詩集《嬰兒涉過淺塘》等五種,散文集《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等三種。


被雷打到的瞬間

配合著「519 白色恐怖記憶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邀請了朱宥勳偕同台灣新生代作家一起談談各自的「白色恐怖」經驗。到底,這些現代的台灣青年,是在甚麼樣「被雷打到的瞬間」,開始覺得這一切都不對勁?

這群新生代作家,生在解嚴前夕與民主化的初端。不同於在戒嚴中成長的人,他們多了一些直接,少了顧忌,也因為網路時代,只要有好奇心,白色恐怖的故事都足以讓人對過去低迴、憤慨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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